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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视域下《了不起的盖茨比》汉译本对比分析

2025.01.14

一、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

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他将这一理论的前身“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将其系统化成为一种翻译学理论(祝一舒2019;居方2020)。这种理论联合了生态学方面的知识,并将其应用到翻译学中,从生态学的角度,应用生态学的内容开展翻译研究(李荣荣、邵华2019)。胡庚申提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做到生态环境上的适应,又要作出相对应的选择。生态翻译学的重要理论内容包括原作与目的语环境的适应与选择。适应是翻译中对原作与目的语环境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对译文文本的适应性选择(吴、祁文慧2020)。因此,从生态翻译学出发的翻译并不只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社会、思想、文化多层面的交流过程,不只要考虑是同化还是异化,还要“结合生态学的‘适者生存’等方面的理论对翻译进行研究,是一个‘翻译即对双方生态环境适应与选择’的研究领域”(王志文2014)。《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一书中反映的是20世纪20 年代美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爵士时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须根据原作生态环境选择适当的译语为读者完整地呈现当时的盛况。该理论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有效呈现原作的主题指明了方向(陈思颖、戴雪芳2020)。下面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对姚乃强、巫宁坤两位先生的译本进行研究。

二、源语言生态环境背景分析

《了不起的盖茨比》写于1925 年,描绘了“爵士时代”的场景,其作者是美国爵士时代代表作家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书中对美国梦幻灭的主题有着生动的诠释。美国20 世纪20 年代大行其道的“爵士时代”,在作者华丽的语言中得到充分展现,通过描写原作中上级阶层纸醉金迷的生活态度和人际关系,向大众展现了那个年代被消费主义文化主导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架构(罗朝秀2019)。

这部小说号称美国爵士时代的代表作,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其汉译本一经发售,就引起了国内读者的阅读热潮,我国出版界也迎合观众的喜爱再版了很多次。在《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多次重译的评析》一书中孙毅弘统计到,这本小说在中国出版的译本已超过32 种,其中为大众所认可的当属姚乃强译本与巫宁坤译本。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新译本2013 年在中国出版,最新的原作改编电影也十分卖座。然而,这部美国经典原著在中国的接受史却是曲折的(黎蕾2015)。鉴于原著带有美国文学的标签,这部作品能否为国内所接受,不仅在于原著本身,而且与两国文化交流和差异有关,应该从大的文化背景审视这个问题(成玉峰、张苹2021;李嘉敏、周莉2020)。20 世纪70 年代以前,国内翻译题材仅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文学。到90 年代初,由于国民对外文化接受程度提高了,我国读者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认可度呈上升趋势,译本与研究文章从无到有。这本著作所描写的美国20 世纪20 年代的社会形态与此时的中国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其研究具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和生活方面的现实价值(祝一舒2019)。在21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的译著层出不穷,得到大多数读者的认可与接受,研究文章对其主题及内容的认识也越来越透彻(黎蕾2015)。

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本译著的作者都熟练掌握源语言,且有各自的翻译特色。译者巫宁坤是国内知名的翻译家,大学期间跟随沈从文等人潜心学习,最终成为有名的翻译家。长期海外生活的经历影响了巫宁坤的思维方式。在翻译过程中,他会更多地考虑原作环境,保留原作的语言和文化特色。译者姚乃强在翻译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翻译的《红字》《福克纳》广为国内读者所接受。与巫宁坤的翻译背景相比较,姚乃强的翻译经历中缺乏海外学习的经历。正因如此,在翻译实践中,姚乃强更多考虑汉语的语言标准与习惯,在翻译中考虑适应汉语读者的语言习惯,译作更多地展现出汉语的独特韵味(黄丽2015)。

三、两种汉译本分析

现分别从生态翻译学中的三个维度,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对姚乃强译本(姚译)和巫宁坤译本(巫译)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在翻译过程中对双方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一)语言维的对比分析

在语言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时,要重点关注翻译用词、语言结构(卢晓芳2020)。译者在注意语言转换时,需要熟悉原文的语言环境和目的语的环境。为了使译文更具有可接受性,译者需要对文本进行灵活转换(吴、祁文慧 2020;张文静、王富银202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两种语言间的差异及读者的期待和要求,使译文在最大限度保存原文特色的基础上适应读者的语言习惯,实现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潘倩、陈红梅2019)。

原文:“Ah,”she cried,“you look so cool.”

姚译:“啊,”她喊道,“你看上去真酷。”

巫译:“啊,”她喊道,“你看上去真凉快。”

黛西(Daisy)当时与盖茨比(Gatsby)虽然关系暧昧,但是当着朋友的面,她与盖茨比打招呼时应该是寒暄却又微妙的语气。鉴于黛西平日里时髦的交际花身份,姚译依照原文字面意思翻译为“酷”,这是对21 世纪现代用语的适应,是在语言维度对双方环境作出的适应性选择,达到“最佳翻译”效果(李荣荣、邵华2019)。因为在巫宁坤所处的20 世纪80 年代并没有“酷”这种现代语义,所以选择了“凉快”这一字面意思,较符合国内80 年代的语用语习惯。cool 一词的多种词义在此处难免产生歧义,即“在语言交流过程中,一个词或句子的意思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辛楠、鲍志坤2020)。在翻译时,译者须理解段落,结合上下文语境揣摩其意义(邵克凡、葛纪红2020)。考虑到巫宁坤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许可以用“迷人”替代,符合了原文想表达的意思,也适应了当时的时代环境。

(二)文化维的对比分析

文化维度的适应性选择意味着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充分考虑两种语言间文化和内容上的差异(吴、祁文慧2020)。在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寻求适当的翻译策略以充分表达原文的文化内涵,顺应目的语的语境,既要传达正确的原文意思,又要顺应目的语的文化习惯。

原文:He was so hard up he had to keep on wearing his uniform because he couldn’t buy some regular clothes.

姚译:他手头十分拮据,买不起便服,只好继续穿军服。

巫译:他穷的只好继续穿军服,因为他买不起便服。

原句中英文习惯将结果放在前面,后加一个原因状语从句作说明。但根据汉语“因为……所以……”的语言顺序可以看出,汉语中习惯先说明原因再交代结果(郭婷、黄静2016)。巫译将结果句放在原因句前,这就强调了原因的重要性。而姚译因果关系则更符合汉语的语言顺序,将原因放在前面说明,强调盖茨比手头拮据。在原文的句子结构中,原句的主句“He was so hard up”后跟了一个结果状语从句,其后又跟了一个原因状语从句。作为一种逻辑性语言,英语中通常强调句子前端部分。因此,作者想强调的信息应该是“He was so hard up”。在这一点上,姚译达到了让目的语读者感受和接受原文的目的(居方2018),实现了文化维度方面对原作环境最佳的适应性选择(李荣荣、邵华2019)。

(三)交际维的对比分析

从交际维来看,翻译既是在文化上进行语言间的转换,又是表达交际目的的媒介,因此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程度。在翻译时,译者除了考虑到语言形式的转换之外,还应充分考虑对原作交际目的的适应性转换,以此满足受众的交际需要(张李娜、周淑莉2021)。

原文:He was crazy enough to kill me if I hadn’t told him who owned the car.

姚译:要是我不告诉他那辆车是谁的,他会气疯到非把我杀了不可的地步。

巫译:他已经疯狂到可以杀死我的地步,要是我没告诉他那辆车是谁的。

这句话原文运用了if 引导的虚拟条件句,在汉语中习惯运用“要是……就会……”的语序说明情况的重要性。巫译完全按照原句的顺序,不符合汉语的因果表达习惯,给读者造成了阅读障碍。而姚译将原著的顺序进行前后转换,将条件放前、结果放后,句子重心在“他会气疯到非把我杀了不可的地步”,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使我国读者能十分容易地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从目的语是否有阅读障碍和句子重心角度来看,姚译更合乎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使译文更加流畅、易读。

四、总结

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本中的适应与选择,通过原作与翻译背景的分析探讨,译者对目的语读者环境与原作环境的适应性选择,从三维角度分析姚乃强、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本中对双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生态翻译学在翻译实际中起到的指导性作用得到了充分验证,能指导译者更好地处理翻译中出现的不足之处与积累好的翻译手法和思维,帮助其多维度分析译作,从而更好地从事翻译工作。